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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贪污案被告人王维镛辩护的辩护词

发布部门:临汾市律师:刘保庆 发布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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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1993-08-01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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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合议庭: 我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王维镛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今天出席法庭履行我的辩护职责。 在开庭前,我认真查阅了法庭提供的案件材料,会见并仔细听取了被告人王维镛的陈述和辩解。同时,就案件的部分情节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访问,收集到许多新的证据。今天,又参加了本案的庭审调查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刑事诉讼活动,我对办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形成了对本案的辩护意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同公诉人商榷,供合议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的许多“犯罪实事”与客观实际不相符。 《起诉书》一共指控了被告人八条“犯罪实事”,而且认定了八个“占为己有”。辩护人收集到的下列证据材料表明,这样的认定违背客观实事。 *孙宝胜同志1995年4月7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大概在九一年元旦供应机关烟时,从地区烟草购回一批红>山、阿诗玛等七、八种香烟。宗教处王维镛同志前来购过烟。由于时间长,大概当时留下一条阿诗玛,后用于商店招待。” *辩护人在行署调查时,见到王效孔秘书长,他证明,王维镛当时给过他烟,记不清是一条还是两条。 *行署原秘书长王敏同志1995年7月21日证实:“91年8月份,行署派我代表地区到内蒙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到太原后,由省统一组织乘汽车前往。因路途遥远,我患有糖尿病需多饮水,为解决在汽车上饮水困难,我让王维镛(他用车送我到太原)给我买了一个塑料外壳的旅行用暖水瓶和一小包茶叶,我使用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再一个是小茶几的事。市检察院曾有两个同志问到过这事,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问了我家属之后才知道,女儿结婚时,我家属托王维镛买过一个文水茶几,给女儿带走了。另外,我家属还让王维镛请人把我家的沙发坐垫(五个)修理过。后来因事情多就把这些事放过了,一直没有给王维镛结算过,是花了多少钱,我不清>。” 王敏同志还证明:“在工作中或者因会议,或者因过节用些烟招待是有的事。” *王敏同志的家属张青英1995年4月7日证实:“九一年秋天小孩办事托王处长买过一个茶几。沙发坐垫破了,王处长找人帮忙补了一下。” *行署宗教处司机赵勇1995年7月21日证明:“有一次我开车送王处长到省里开会,王处长买了一付茶色护目眼镜,送给省宗教局刘副局长送时我在场。眼镜花多少钱买的,我不清>。”“王处长买过四个橡胶踏垫,我放在车上用了” 上述材料证明了,《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八项“犯罪事实”中,至少有五项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也证明了被告人王维镛的供述与辩解基本属实。 二、假如1997元假发票事>构成犯罪,那么这不是一起普通犯罪,而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85)高检会(研)字3号〗在第一条“关于贪污罪的几个问题”第二项“关于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定罪的问题”中规定: “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包括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应按其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一般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如果共同犯罪中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贪污,同案犯中不具有贪污罪主体身份的人,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某甲与社会上的某乙内外勾结,由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或者骗取公共财物,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甲定贪污罪,乙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售货员某甲与社会上的某乙、某丙内外勾结,由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付货不收款、多付货少收款,或者伪开退货票交由乙、丙到收款台领取现金等手段,共同盗骗国家财物,三人共同分赃、甲定贪污罪,乙、丙也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在本案中,我们看到本案重要证人——行署宗教处副处长聂忠保在94年8月8日的《证明材料》中再次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如下:“我于1989年8月被汽车撞伤住进了医院。因汽车司机无经济能力付清住院费用,我自己还花了三千多元。90年5月份我上班后,原处长陈根录考虑到我生活困难,给王维镛说过救济我500元。90年6月我打条向王借了500元。90年10月原处长退休,王维镛主持工作。年底王问我:你借的500元如何处理?我说你看怎么办好?王说:你开一张修车发票。我说:开多少?王说:不超过两千就行。我找到司机吴文清开了一张1997(元)的修车发票,交给了王维镛(王给了我100元开发票的税钱我给了吴文清)我说你把条子抽了,王说你别管了。”聂忠保还如实说:“关于我开这张假发票的动机问题:一句话,就是为了处理当时救济我500元的借条问题,上述情况就是我开这张假发票的真实过程和思想动机。” 案卷中本案另一个重要证人吴文清在《证明材料》中证实:“90年12月份,我的一个朋友聂忠保(地区宗教处工作)托我给找一张汽车维修发票,金额数不要超过贰千元,我就到临汾市汽车修配厂下属的一个门市部(至于哪个门市部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开了一张价值为1997元的发票,因为开发票要上5%的国税,聂就给了我100元让我把国税上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当时100元给了谁了,发票开好后,我就给了聂忠保。” 上述证据表明,在1997元假发票事>中,证人聂忠保不仅在主观上具有贪占公共财产的故意,而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开假发票的行为,应当是本案共犯,吴文清帮助聂忠保开假发票参与了犯罪活动。辩护人认为:在1997元假发票事>中,是王维镛、聂忠保、吴文清三个人的行为共同完成了一个犯罪过程,缺少了其中如何一个人的行为,这个犯罪就不能得逞。他们是分工不同而又缺一不可。完全符合我刚才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关于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定罪的问题”中规定。 综上所述,1、除《起诉书》指控的第一条外,其余几条“犯罪对象”大都是公共财物,且不是被告人“占为己有”,实际上是一部分用于工作,一部分挪用给上级领导,再加上数额不大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法(研)发(1989)35号〗关于“ (五)关于挪用公物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的规定,交由主管部门按>纪处理。 2、对于《起诉书》的第一条指控,由于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准,建议退回人民检察院重新研究决定。 我的发言到此,谢谢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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